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与第一部编年体通史的区别
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春秋》，相传由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史料修订而成。它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242年的历史，其内容以鲁国为中心，兼及周王室与其他诸侯国。《春秋》的特点是“微言大义”，文字极为简练，往往通过特定的用字遣词来暗寓褒贬，这种笔法被称为“春秋笔法”。然而，其记事过于简要，如同标题提纲，缺乏具体过程的描述，且时间跨度仅限于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属于断代史范畴。
编年体通史的典范：《资治通鉴》
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则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它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记载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贯通了多个朝代。“通史”之“通”，正体现在其时间上的连贯性，打破了朝代断限。其编纂目的明确，宋神宗赐名“资治”，意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旨在为统治者提供历史经验教训。在内容上，《资治通鉴》叙事详尽，考订严谨，不仅记载政治军事大事，也涉及经济、文化等方面，可读性与史料价值极高。
核心区别：断代与贯通、简略与详备
两者的核心区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体例性质上，《春秋》是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但属于断代史；而《资治通鉴》是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实现了时间上的纵向贯通。其次，在记述范围与详略上，《春秋》记事简略，范围相对局限；《资治通鉴》则内容宏富，叙述详实。最后，在编纂目的与思想上，《春秋》重在“寓褒贬，别善恶”的道德评判；《资治通鉴》则重在“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资政实用。二者虽同属编年体，但在史学发展史上代表了不同阶段的高峰，共同构成了中华史学传统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