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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绩效评估的重要性
　　
（一）行政绩效评估意义的负面阐释
绩效评估的重要性可以从正面和负面两个角度来阐释.正面阐释即从正面论述测定的积极意义,负面阐释则侧重于研究不进行测定或者不能精确测定可能导致的消极后果.
经济学家沃尔夫曾从负面讨论绩效评估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不进行测定或测定不精确会导致几种消极后果：
1、公共物品的过度供给,成本上升和浪费.“当不能很精确地测量非市场活动的产出和运行时,非市场活动的总供给,或特定的非市场活动的供给(比如,政府的防卫和规划功能),就会趋向于较高.当它们的质量和数量经不起检测时,生产这些产品就需要更多的投入(或成本).多余的成本可以被认为是由于缺乏精确地量度成本的标准而导致的浪费”.
2、鼓励官僚的预算最大化倾向.由于缺乏把利润作为推动或评价其运行的标准,非市场机构“便根据机构成员和下级单位对扩大预算和保护其免受削减所做出的贡献来对其行为做出评价.机构内的动力是来自于对那些能够‘证明成本的合理性而不是减少成本’的成员的奖赏”.
3、导致公共机构内部的私人目标.由于缺少直接的运行指示器,公共机构必须发展它们自己的标准,“用来确立非市场组织内的目标,用以指导、规制和评估机构运行和机构人员的行为.公共机构就具有‘私人的’内在目标”,从而偏离公共机构为公众服务的宗旨.
（二）行政绩效评估意义的正面阐释
1、行政绩效评估体现了公共管理的新思维
迄今为止的行政管理实践中,以韦伯为代表的层级制模式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层级制行政模式以政府垄断为基础,权力高度集中、严格死板的规章制度、过程取向的控制机制、官吏的非人格化等等是其主要特征.层级制相对于小农经济时代的行政管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最适应于烟囱林立的大工业时代.但是,人类已经进入了后工业时代和信息社会,层级制行政模式被认为已经过时,新时代呼唤着“后层级制行政模式”.
根据当代行政改革的实践,学术界对公共管理的新范式和新思维做了概括和总结.从下面的讨论可以看出,绩效评估为公共管理新思维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行政绩效评估与市场模式.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基础是政府对公共服务的垄断,现代管理模式则强调市场机制和个人选择.市场机制主要是竞争机制——公私组织之间、公共组织之间的充分竞争,其主要形式是市场检验、合同出租、内部市场等.科学的绩效评估对公共管理“市场模式”的作用在于：帮助高层决策者根据实际绩效水平选择理想的公共服务提供者；帮助决策者对合同实施情况进行严密的监督和控制；提供各个公共服务机构绩效方面的信息,引导公众做出正确的选择；在公共部门内部形成浓厚的竞争意识,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
行政绩效评估与分权化改革.传统行政模式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权力高度集中,依靠烦琐的规章制度实行严密的层级控制.过分集权和死板的规章制度压抑人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最终导致效率低下.现代行政管理的新范式则是“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政府内部的分权化改革实现了上下级关系由直接隶属关系到契约关系的转变,上级对下级的控制由着眼于工作过程到着眼于工作结果的转变.对于分权化以后的机构,主管部门不再直接指导和干涉它们的日常工作.其主要责任是：配置资源,主要是拨款；建立工作要求、结果及产出方面的具体指标；设计具体程序和测定方法,监测和评估各独立单位的工作.显而易见,绩效评估是分权化改革的迫切要求,又是分权化改革得以顺利实施的技术保证.
行政绩效评估与结果为本的管理.传统行政管理模式“注重的是投入,而不是结果”,而现代政府则是以结果为本的“讲究效果的政府”.结果为本的管理要求“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而按效果拨款的前提是对结果(即绩效)的科学测定.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由于不衡量效果,也就很少取得效果”.反过来说,现代管理要取得效果,就必须对结果进行科学的量度.绩效评估是以结果为本的现代管理观念实施的前提和保证.
2、行政绩效评估是提高政府绩效的有效工具
现代政府管理的核心问题是提高绩效.管理学家阿姆斯特朗指出：“要改进绩效,你必须首先了解目前的绩效水平是什么”.“测定是绩效管理的一个关键环节：如果你不能测定它,你就无法改善它.除非在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的测定方法方面达成一致或谅解,否则,一切确定绩效目标或标准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在公共部门管理中,绩效评估具有计划辅助、监控支持、报告、政策评价和激励等多项功能,对政府绩效的提高和改进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备受克林顿推崇的《改革政府》一书中,作者以“业绩测量的力量”为题,以许多生动的事例阐明了绩效评估对提高政府绩效的重要作用：测量能推动工作；若不测定效果,就不能辨别成功还是失败；看不到成功,就不能给予奖励；不能奖励成功,就有可能是在奖励失败；看不到成功,就不能从中学习；看不到失败,就不能纠正失败.
3、行政绩效评估有助于提高政府的政治合法性
展示成果,能赢得公众的支持.绩效评估是向公众展示工作效果的机会,展示成果能赢得公众对政府的支持. 展示绩效状况,能推动公众对政府的监督.许多政府部门的服务处于垄断地位,无法同其他地方或部门比较——公民不能体验其他部门的服务,甚至不能直接体验本地区的服务(如消防、国防等纯公共物品).绩效评估的实质是一种信息活动,其特点是评估过程的透明和信息的公开.因此,评估和公布绩效状况是公众“体验服务”的一种方式.把政府各部门、各个公共服务机构在各方面的表现情况做出全面的、科学的描述并公之于众,无疑有助于广大群众了解、监督和参与政府的工作.
行政绩效评估,能帮助提高政府的信誉.绩效评估并不只是展示成功,它也暴露不足和失败.暴露不足和失败并不一定损害政府部门的信誉.相反,它有助于提高政府的信誉,因为它向公众展示了政府为提高绩效而做出的不懈努力.
作为一种需求导致的活动,组织绩效评估是任何组织都无法回避的.当代西方行政管理实践已经证明了绩效评估对改进公共管理的重要意义.我国的组织绩效评估还没有制度化、规范化,基本上停留在自发、半自发状态,体现出盲目性、单向性、封闭性等特征,由此带来了运动式行政管理的弊端和检查评比中的不正之风.因此,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探讨和建立适合我国情况的组织绩效评估理论框架、方法体系及操作程序,从而使组织绩效评估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科学化,已经成为我国行政管理现代化的迫切要求.
行政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　
　行政绩效评估是运用不同的指标来衡量政府绩效的过程,因此,确立评估的指标体系是评估活动的基础和核心.所谓行政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是指行政组织根据一定的价值准则所设定的作为衡量行政绩效高低的一系列数据、标准的总和.前面已经谈到,行政绩效评估具有多目标性和弹性的特征.行政机关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必须服务于公共利益.但是,社会层面的公共利益范围广泛、内容颇多,政府所追求的价值也不一而足,这就为行政机关的行为设定了多种目标和价值取向,也对行政绩效的评估提出了指标体系系统化的要求.把行政绩效的指标单一化和简要化,会抹杀行政组织的价值多样性,对行政组织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都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并强调要教育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又强调指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是加强政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克服现实中存在的以单一的经济指标和数字进行政绩评估的错误倾向,引导绩效评估与考核逐渐走向全面化、科学化和整体化.
根据不同的标准,对行政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可作不同的分类.
（一）根据行政绩效的内容性质划分
1. 经济发展指标
经济绩效表现在经济的持续发展上,国民经济不仅在量上扩张,而且在结构合理的前提下有质的提升.一般来说,一国的行政经济绩效主要是指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指标有：
①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
②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
③社会就业率；
④进出口总额；等等.当然,也有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看法.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默瑞尔教授和奥尔森教授指出,为更加准确地衡量一国经济的真实绩效,需要考虑其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换言之,良好的经济绩效意味着一国能尽可能地挖掘该国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缩小其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
2. 社会发展指标
社会绩效是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全面进步.社会全面进步内涵丰富,包括：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普遍改善和提高；社会公共产品供给及时到位,社会治安状况良好,人们安居乐业；社会和谐有序,社会群体、民族之间协调,没有明显的对抗和尖锐的冲突；等等.具体来说,可以有以下一些指标：
(1)社会教育事业发展指标.包括适龄儿童就学率,单位人群的初中、高中和大学毕业率,国家财政年度投入教育的比例,学生身体素质指标等一系列指标.
(2)社会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指标.包括单位人群的医疗机构数目、单位人群的医疗设施数目、年度人均医疗健康支出、不同地区之间健康支出的差异值、国家医疗投入的实际效果等指标.
(3)环境保护指标.包括国家森林面积、人均森林面积、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水资源数量、人均绿化面积等指标.
(4)社会治安和事故指标.包括年度治安事件的发生率,各类案件的发案率和破案率,各类交通、安全事故的频率,事故死亡人数等指标.
3. 政治发展指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绩效最经常表现为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是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这是政府核心能力之一.政府制度安排的能力越强,政治绩效就越容易体现.政治发展内容宽泛而抽象,指标不易确定,但主要包括：
(1)行政机构管理指标.包括行政机构中公务员数量、与人口总数的比例,行政机关自身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例等.
(2)行政决策指标.包括政治性的行政决策民主化程度指标、公众和社会专家参与决策程度指标、决策程序的时效指标等.
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三类指标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宏观层面的行政绩效评估指标.经济发展在整个行政绩效体系中发挥基础作用,没有经济发展,后两者将失去物质基础.社会发展是行政绩效体系中的价值目标,没有社会全面发展,经济发展也将失去意义.政治发展是整个行政绩效体系的中枢与核心,为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提供制度和法律的保证.只有这三方面指标有机地、全面地运用于行政绩效评估,才能达到客观和公正地评估行政绩效的目的.
（二）根据评估的方法划分行
根据评估的方法划分,行政绩效评估也有若干类指标,国内外学者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学者芬维克认为行政绩效评估包括了三个层面：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和效益(effectiveness),即著名的3E指标.学者弗莱恩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公平(equity)指标,成为4E,受到世界各国管理实践者的认同,下面进行具体说明.
1. 经济评估指标
经济评估指标即成本评估指标,一般指组织投入到管理项目中的资源水准.成本指标关心的是“投入”的项目,以及如何使投入的项目获得最经济的利用.换句话说,成本指标要求的是以尽可能低的投入或成本,提供与维持既定数量和质量的公共产品或服务.成本指标好像是在询问：“某组织在既定的时间内,究竟花费了多少钱?是不是按照法定的程序花费金钱?”经济指标并不关注服务的品质问题.
资金是行政管理活动的血液.然而,一个行政组织从事管理活动时实际投入的并不是金钱,而是由金钱转化而来的人力、物力、设备等等.即使在一些涉及金钱直接付出的活动中(如救济金的发放),也需要人力、物力和固定资产来处理个案申请.这些人力、物力、设备等构成了行政组织对特定管理活动的投入,而获得和维持这些人力、物力、设备所花的资金,就是投入的成本.不经济既可以表现为获得某一投入(如购买一台设备)花了高于市场价的资金,又可以表现为超量投入,如办公条件过于豪华、设备闲置等等.
2.效率评估指标
效率指标要测定的是“行政机关在既定时间内,预算投入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人们通常将行政效率定义为行政投入与行政产出的比率关系.一般说来,行政效率与行政投入呈反比例关系,在行政产出一定的情形下,行政投入越高,行政效率越低；反之,行政效率越高.而行政产出与行政效率则呈正比例关系,在行政投入一定的情形下,行政产出越高,行政效率越高.效率评估主要测定产出与投入的关系.这一关系可由一系列效率指数显示出来.效率指标通常包括：服务水准的提供、活动的执行、服务与产品的数量、每项服务的单位成本等.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效率这一概念.例如一项公益政策从决策到实施用了很短的时间,我们就说行政组织的效率很高.但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效率评估.效率评估对效率的描述至少应具备两个特征：第一,这一描述是定量而非定性的；第二,这一描述反映的是整体而非个别情况.这是组织绩效评估的必然要求.
效率一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生产效率(productive efficiency),它是指生产或提供服务的平均时间成本；另一类是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它是指组织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否能满足利害关系人的不同偏好,也就是说,在政府部门所提供的各种项目中,如国防、教育、健康等,其预算配置比例是否符合民众的偏好顺序.
例如,英国政府部门和社会科学界在长期的实践中,开发了一套复杂的效率测定技术方法.它涉及一些专门的概念,如“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包括不同的分析技术,如回归分析、数据网络分析、参照系与非参照系比较技术等等.
3.效益评估指标
效益评估关注的是组织工作的质和社会效果,也就是行政管理的有效性.没有质的量和没有效益的效率是毫无意义的.效益评估是评估内容中最为重要的一项.
行政管理工作包罗万象,不同部门的工作性质差别很大,因而其效益的展示方式也不同.对某些行政管理活动而言,其效益只能通过产出的质来体现,而有的行政管理活动的效益则只能体现为产出的社会效果.一般来说,人们对社会效果的测定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看管理活动的产出是否满足了社会或公众的需求；二是看这一活动的产出对既定目标的实现作出多大贡献.前者是直接测定,后者是间接测定,因为既定目标并不总是等同于客观效果,尽管人们正是追求特定社会效果才选择这些目标的.
效益同样需要一系列效益指标来测定.效益指标的设计是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困难的主要原因是：有的测定需要与既定目标比较,而目标往往不十分明确,也没有充分量化；指标要求的是量的描述,而质与社会效果往往难以量化；社会效果测定需要到行政组织之外去收集有关的信息资料,这一工作开支庞大,费时费力；行政管理活动的社会效果与直接产出比较具有明显的时间上的滞后性,而实践往往要求在某些活动的社会效果未充分展示时就对它进行效益评估.目前一些流行的主要做法如下：
(1)质的量化展示.例如,在卫生与社会保险部门为医疗卫生系统拟订的评估方案中,为医院的服务质量制定一些指标,如手术前后死亡人数、非计划重新人院人次、病人在院感染率、免疫接种率等.可见,质的量化可通过一系列量的分析综合来反映一个事物的质.
在那些难以直接量化展示的领域,往往需要使用替代指标或中介指标.替代指标是对质或社会效果的间接显示.举例来说,不同大学的毕业生质量难以进行直接测定和比较,于是人们用毕业生在一定时期的就业率、申请就业的成功率、首次就业的平均工资水平等来间接测定.中介指标就是用中间效果来推断或预测最终社会效果,它是针对组织产出的社会效果具有滞后性这一特点而设计的测定方法.举例来说,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的最终社会效果是交通事故率的降低.在最终社会效果未充分展示时,可以用公众对交通规则的了解程度、司机系安全带的比率等来测定宣传效果.但要注意的是,替代指标和中介指标是有其缺陷的,因而不能滥用此类指标.
(2)用民意测验测定效益和服务质量.既然行政管理活动的目的是满足社会或公众的需求,那么测定社会效果和质量的最佳方法,就是面向服务对象,了解他们的评价、他们的满意程度.民意测验法虽备受青睐,但也有局限性,如成本高,受公众判断力的影响而难以准确可靠.此外,受益者的满意并不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这一服务是否提供给了最需要它的人?
(3)质量保证体系.质量保证是一套完整的质量控制过程,主要应用于那些从事量的处理工作的行政部门和业务性质单一的公共服务机构.对于那些应用了质量保证体系的部门来说,其绩效评估只注意效率.
4. 公平评估指标
在20世纪7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公平问题开始日益受到广泛重视.公平评估指标因而成为衡量政府绩效的重要指标.公平指标主要关注于：“接受政府提供的服务的团体或个人是否受到了公平的待遇?社会中相对的弱势群体是否能够同样享受到公共服务?”因此,公平指标通常是指接受行政机关服务的团体或个人所获得的公正性,一般无法由市场经济自身自发解决.公共行政学者弗雷德里克森曾经提出社会公平的复合理论,认为社会公平可以分为下列类型：
(1)单纯的个人公平.系指一对一的个人公平关系,例如每人获得某种公共物品的数量或者机会平等.
(2)分部化的公平.系指同一类别下的公平关系,如农夫与商人有不同的赋税标准与薪资水平,这是基本分工所造成的实际公平.
(3)集团性的公平.系指团体或次级团体所要求的公平,例如黑人要求与白人有平等的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女性和男性享受平等的政府失业补助金等.
(4)机会公平.每个人的天赋不同,后天的发展也不同,但如果两人都有相同的机会参与竞争某种行政职位,就是机会平等.
(5)代际公平.指这一代与未来一代之间的公平.
目前美国行政机关运用3E指标进行绩效评估的情形相当普遍,其中至少有68%的政府机关使用“效益”指标,14%使用“经济指标”,8%使用“效率”指标.可见,不同政府部门根据自身的特点,可以选取不同的指标对行政绩效进行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