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问题.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屡遭日本侵略,结合这些战争结果,以及中日今天发展现状,论述中国和日本各应采取什么措

　　1874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台湾的战争,迫使清王朝与之签订屈辱的《北京条约》,以五十万两白银的赔款作为日军退出台湾的条件.此后,日本逐渐形成以“征韩侵华”为核心的大陆政策.1876年强迫朝鲜订立《江华条约》,攫取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等.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强迫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规定割占中国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赔款白银二亿两及开埠通商等特权,这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和半殖民地化.1900年日本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4年在美国支持下,日本发动日俄战争,大大扩展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1910年日本正式侵吞朝鲜,把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从此,日本帝国主义走上了与欧美列强争夺世界霸权,首先是侵略中国称霸亚洲的军国主义道路.1927年,日本军阀炮制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扬言：“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第二年扶植了以清废帝溥仪为傀儡的伪“满洲国”,把中国东北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此后日本侵华步步深入,终于在1937年7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许多国家,并向太平洋扩张,与德意法西斯沆瀣一气,企图重新瓜分世界,与全世界人民为敌,在中国人民、亚洲各国人民及全世界人民的联合打击下,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其间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从918事变开始长达1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这场战争对中国经济社会和人民带来的灾难自不待言,对战后至今甚至今后一、二十年的中日关系(尤其是中国人的对日观)仍会带来深远的消极影响.
　　侵华战争为何发生?它既有帝国主义列强竟相分割世界的背景,又有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主导之内因.这场战争给21世纪中日留下的最大经验教训是:
　　在主权国家时代,每个国家都有寻求本国发展的权利,不应以牺牲别国利益为前提.追求一时得益而伤害其他民族对本国长期利益的损害远大于一时的收益,实际上得不偿失.孙中山先生在20世纪初主张在国际关系上推行“王道”以取代西方的“霸道”,还主张亚洲各国平等联合.这就是强调东方国家之间的关系要以德为上,互相留有余地,不乘人之危、逼人到墙脚,不能套用西方列强和殖民主义者的做法.这一主张对21世纪的中日关系和亚太合作仍有启示.
　　历史问题迄今一直是影响中日的最大障碍.日本不能在彻底深刻地反省、总结近代侵华战争的前提下早日面向未来,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大遗憾.但受到损害最大的是日本自己.这成为日本与周围各国建立互信的一条鸿沟,也使日本在成为“普通国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席位、在世界上发挥其与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作用等问题上无法取得中国的由衷支持.
　　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怎样中国和日本各应采取什么措施以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
　　中国一直要求日本干干净净地解决历史问题,除了感情因素外,可能主要还是出于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疑虑.此外,似乎还一种中国式“治病救人”的善良意识,期待日本能够像德国那样有大国胸怀,“尽快解脱历史包袱”.军国主义复活已几乎不可能,对此国内现在有了一定的共识,对日本国内大部分国民要和平不要战争的意识及其社会状况国内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意识到,经济的高速发展应给中国带来自信,带来新的视角和更宽的视野,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是对复活军国主义的一大牵制.
　　而中国希望日本有德国那样的表现,这本身是否可以说是期待过高?某一位驻日大使说过,日本历史上没有过真正的世界大国意识,总是跟着别的强国走.明治维新以前是跟中国,之后是“脱亚入欧”靠英国,二战其间是有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才敢挑战美苏,战后则奔走于美国的车前马后.而德国的确是世界大国,不怕否定自己的过去以求得东山再起.对日德在历史问题上表现的巨大差异,日本政学界有不少人以“中日两国的历史观不同”“日本与德国情况不同”来搪塞.不管其辩解的内容如何,在有没有大国心胸、大国战略这一点上,他们也许是对的.或许可以说,期待日本痛痛快地解决历史问题然后“重做大国”,这是一个过于善良的美好的愿望?既不可教也,奈何再三诲之?
　　关键是,什么对中国最重要、最有利?与日本的经济合作,对中国的现代化非常重要；与日本人民的相互信赖合作关系,真正有利于地区和平；与日本的政治外交合作,对中国维护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共同创建亚太新的合作机制、阻止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本地区为所欲为有决定性意义；与日本搞好关系,也是包抄了台独势力的后院.反之,如果中日交恶,对中国内政外交都没有什么益处,只有美国高兴,日本右派高兴,台独高兴.也许有人会说“宁失千金,要争这口气”,但中国现在有了比争一口气更高的目标.
　　我觉得,在内外形势、内政外交的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后,不管对方如何,“以我为主”地进行一些对日政策的调整,可以从解放战争中毛主席对滞留和离开陕北的两次定位上得到一些启示.1947年3月,胡宗南攻占延安,毛带着小部队在陕北山区与之周旋,并宣布不收复延安就不离开此地.但到了48年3月,尽管延安尚未收复,毛带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前者着眼于把***军队机动力量牵制在黄土高原,是正确的决策；而后者是因为全国战局已发生了根本转折,毛把目光放到了解放全中国这一更大的目标上,历史证明,也是正确的决策.
　　概而言之,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何权衡历史问题与国家最高利益这两者的关系.过去中国没有精力和自信去放眼世界、展望未来,所以眼中更多的是盯住日本,必然重视历史问题.但是中国的外交重点已转为建立亚洲多边合作、经济共同体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那么就必须对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重新定位,即如何不使历史问题影响中国更远大的国际战略?
　　在靖国神社(主要是指日本政府领导人对A级战犯牌位的参拜)问题上中国没有什么退路,让中国人民在现在的状况下忘记那场战争也不可能,所以必要的时候还是要抗议、反驳、批判,但不必把历史问题当作整个中日关系的前提和基础,而是把它当作一个部分,使之不影响其他方面的正常交往,并在扩大交流、争取更多日本国民支持中日友好的过程中予以解决和超越.借用日语的说法,前者是“入口”解决法（即先解决历史问题然后发展关系的思路）,后者是“出口”解决法（主张在发展关系的过程中予以解决的思路）,两者都可以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不意味着是单方面退让,而是一种立足于现实的高层次思考,是要寻求一种既不回避历史问题又对中国国家利益最为有利的模式.